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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勇:实现国民健康治理方式法治化

时间:2020-04-08 10:16:42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推进国民健康治理现代化。目前,拟作为健康基本法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已经过立法机关三次审议,但是,草案与立法机关的预设目标之间仍存一定差距。

国民健康矛盾及国民健康治理现代化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健康领域存在三大类主要矛盾。第一类是体制机制矛盾:新时期国民健康事业需要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相关领域相互支持和协同发展。然而,这些机制还缺乏基本的制度化保障。第二类是国民健康治理方式矛盾:旧有的医药卫生治理方式是以法律管具体,以政策管宏观,诸多重要基本制度、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依据仍是政策。第三类是卫生立法有效性矛盾:千余项卫生规范性文件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但是单行卫生立法呈碎片化、靶向式应对和侧重末端治理,立法的边际效益下降。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化治理要求。以此为据,若要充分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解决上述矛盾、实现对国民健康的根治和善治,就有必要在有关国家治理的总体部署和框架内,解决国民健康事业发展的“一头两翼”问题:“一头”即实现国民健康治理现代化;“两翼”则是国民健康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

鸿运彩票实现国民健康治理现代化,在内容上须实现健康治理模式的转型和优化升级。我国传统的“健康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医药卫生管理模式”,该种模式的总体特征是:以疾病应对为导向。新模式应当具备的特征是:以健康需求为导向。

实现国民健康治理现代化是健康基本法的使命

国民健康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从体制机制到治理模式、再到原则理念不适应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健康中国战略和法治中国战略有待在健康立法的基础层面得到承接、落实和体现,传统的医药卫生管理需要优化升级为国民健康治理,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现正在制定的健康基本法应当是匹配、对接并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法治中国战略的具体举措。该法应当是一部战略性立法、框架性立法和改革性立法,是对健康法治建设和国民健康事业发展起顶层设计作用的基础性法律。

制定治理型健康基本法应规避的问题

鸿运彩票目前有两种倾向会影响健康基本法的制定:一是忽略研究健康领域的主要矛盾和该法的使命,二是偏离基本法的应有规格。

作为基本法,应当属于宏观立法,即把握方向、统揽全局、提纲挈领、顶层设计、谋篇布局、抓大放小,侧重于确立基本原则、明确基本方向、构建基本制度和铺设法治架构。

治理型健康基本法的立法体现

治理型立法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框定健康治理的体系、组织架构和范围,以发挥顶层设计功能。第二,根据《宪法》中的两个基本条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国民健康政策、健康中国战略和法治中国战略的规划,明确规定健康法治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以保证后续立法和法律实施符合宪法精神、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第三,确立体现国民健康治理新模式的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关键性制度,以便起到纲举目张的立法效果。第四,明确基本法律关系、铺设法治架构,以确保治理模式转型的基本秩序。

鸿运彩票作为治理型立法它还应具有“综合性”特征,具体体现为:第一,立法内容涉及对国民健康有影响的各类各级部门、各个事业领域和各个法治环节,以协调国民健康事业与其他事业、产业领域的关系,理顺各种健康治理手段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国与外国和国际之间的卫生合作关系等。第二,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为指导,系统、全面、完整地规定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和相应的治理体系。第三,吸收包括经济、行政、思想文化、社会等在内的各种治理要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董文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20年第2期法治文摘栏目。